风暴过后的币圈众生 币圈大旋风

本篇文章主要给网友们分享风暴过后的币圈众生的知识，其中更加会对币圈大旋风进行更多的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记得关注本站！

火币网为什么清退中国用户？

为响应政府监管政策要求，未来将在保证用户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完成有序清退。

数据查询网站DeBank官网页面显示，其现已对中国地区用户终止部分功能及服务，仅保留余额查看功能。

此轮“币圈”风暴，源自于9月24日，央行、银保监会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拓展资料

最强监管风暴来袭，币圈产业链机构风雨飘摇。自9月24日央行等十部门对虚拟货币非法业务活动重拳出击后，截至9月26日，通过求证了解到，已有多家交易所作出行动，其中，火币已于9月24日晚停止中国大陆新用户注册，此后，BHEX全球站也在9月25日晚宣布永久关闭平台服务。此外，还有一些海外交易所相继暂停营销活动。

不过，停新、清退的另一面，小编也注意到，仍有一些交易所面向国内用户开放，甚至顶风奖励拉新。在业内看来，新规再次表明监管态度，将过去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明确的“灰色地带”进行了厘清，涉币企业要按照规定调整业务，炒币者也要有风险意识，不要再由此可见，有些国内虚拟货币企业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开始规避。熊大可以大胆的猜测，接下来肯定还会有相关企业交易所发布停止或者关闭的消息，后续影响大不大就看狗庄会不会利用这消息来波大洗盘。

前有禁止合约降低杠杆，现有禁止新用户注册，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全面禁止交易?根据昨天的下发的通知，个人炒币不违法，如果想全面禁止，看来只有全面禁止投资者炒币?但是你认为可能吗?早在18年，币安也宣布过停止国内用户注册，但是停了没多长时间，又重新开放。火币这次行为应该只是为了避避风头。

综上所述，就是币圈子小编对于2021年火币网清退中国用户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希望币圈子小编的这篇关于火币网清退中国用户的文章能够帮助各位投资者更好理清楚这件事情的缘由。币圈子小编在这里提醒各位投资者，就算停了火币也还会有更多的“火币”出现，目前国内是需要区块链技术的，所以对于这次的整顿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让区块链更加安全、合规发展的一个举措，这并不是要全面禁止数字货币交易的意思，所以各位投资者也不必太过担心。

 

风暴眼 | 央行等十部委出手，比特币大跌8%，“币圈9·4”再现？

时隔四年之后，币圈再次迎来几大部委的联手整顿。

9月24日下午，央行、银保监会、网信办、外汇局等十部委发布风暴过后的币圈众生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

通知指出，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应坚决依法取缔等。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发布文件，矛头直指“挖矿”：禁止任何名义“挖矿” ，将数据中心类企业相关承诺纳入征信；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停止一切财税支持等。

消息出来后，主流加密货币皆应声而跌。比特币跌破41000美元/枚，日内跌8.74%。

以太坊跌破2800美元/枚，日内跌11.23%。其他币种如莱特币、狗狗币等跌幅也都不小。

这次出台的监管政策，不仅让人想起四年前的币圈“9·4禁令”。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门曾出手正式叫停ICO融资。此后各大交易所代币价格一路下跌，数百家小交易所倒闭或出海，币圈迎来一个大熊市。

同样是在九月，同样是多个部位联手，币圈会再次迎来一场“狂风暴雨”吗风暴过后的币圈众生？

实际上，自今年5月以来，国内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就在持续收紧，对于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国内加密货币行业正在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监管风暴。

有行业人士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政策的出发点，除了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打击空气币、传销等违法行为外，更是在‘双碳’政策的大背景下，对这种于国计民生无益且高耗能的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闭环打击。”

十部委联手，此次监管政策有何不同？

9月24日，央行等十部委发布的文件，和之前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有何不同呢？

世界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委员会专家王娟认为，相较于之前的文件，这次的文件在内容上变化非常大。它是分级分类，由中央到省市，再到县乡，一层一层的去进行分级整治，对存量增量都有不同的具体实施方法，包括对大数据园区、对高新技术园区异常用电的核查，都是非常具体的实施措施。从财税优惠、金融政策，到地方监管、举报，全面的进行细致化的整治、打击，这个内容是史无前例的。

王娟表示，特别要关注的是，以前虚拟货币挖矿被发改委从产业结构调整目录淘汰类去除之后，这一次虚拟挖矿重新进入了淘汰类的目录。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虚拟货币交易和挖矿在国内处于一个逐步的，完全清退的趋势中。这个文件里特别也提出，数据中心是不可以用于来挖矿的，所以企图在数字经济、战略新兴产业、数据中心建设等一些比较热点的词汇上去挖掘监管的空白地带应该是越来越小。

财经 评论员王赤坤认为：“这次打击虚拟币炒作的部委中增加了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将相关虚拟币交易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将境外交易所在境内的相关活动也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从事虚拟币炒作不仅损失财产还会涉及犯罪入刑。相关个人相关公司和相关产业链应关注、知晓、理解和把握相关政策信号，提前预案，及时做好相关退出工作。”

针对这次政策带来的影响，有律师认为，这次发文有“最高院”“最高检”，区别于之前的银行、行业协会等发文，后续政策落地和各地法院判例都会有明显的价值倾向。

“单纯从法律角度，个人层面的风险没有因为这个文件而发生变化。核心风险在于平台方，OTC商户次之，这一点要看政策在各地落地的情况。”该律师表示。

四个月发布19条“禁令”，币圈迎来最严监管风暴

如果说2021年前4个月比特币从1万多美元暴涨到6.4万美元，点燃了很多投资者心中的财富欲火的话，那么5月以来国内持续的监管风暴，则浇灭了这把火。

5月18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官微转载了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银协和互金协会发布的联合公告，明确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

5月19日早间，内蒙古发改委也发布公告，设立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举报平台，全面受理关于虚拟货币“挖矿”企业问题信访举报。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特别强调“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 社会 领域传递”。

此后，内蒙古、云南、四川、新疆、青海等“挖矿”大省也都相继发布了打击虚拟货币挖矿的政策。

9月24日，央行等十部委和国家发改委也发布监管文件，禁止任何名义“挖矿” ，坚决依法取缔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据凤凰《风暴眼》不完全统计，自5月中旬以来，国务院金融委、国家发改委和央行等十部委，以及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共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

虽然近些年来国内对于虚拟货币保持了持续的严监管态度，但今年出台的监管政策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可谓史无前例风暴过后的币圈众生！

从五月到九月，国内为何会掀起一场针对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的监管风暴呢？

有分析认为，原因可能有多个：一是包括防范“热钱”资金利用比特币违规进出境；二是在DC/EP逐渐推广应用的背景下，清理规范数字货币概念和范围；三是碳中和趋势下，比特币挖矿过于耗电等。

打击“挖矿”行为，成为监管重中之重

实际上，中国对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以及其衍生行业的监管一直是非常严格的。

早在2013年，央行等五部委就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2017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发文，将ICO定性为非法集资，取缔了超过38家的非法虚拟货币平台。

今年6月刚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议任命为IMF副总裁的央行副行长李波，在谈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时曾表示：“比特币等加密资产是投资工具而非货币，应接受相应监管。”

李波认为，比特币本身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另类投资。因此，加密资产将来应该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或者是替代性投资。他强调，如果稳定币等加密资产能够成为广泛使用的支付解决方案的话，就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监管规则，也就是说，要比比特币现在所接受的监管规则更加严格。

可以看出，对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监管，一直是明确的。但对于“挖矿”，政策上一直没有非常明确规定。

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在这轮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风暴中，政府亮明了对“挖矿”行为绝不容忍的态度，并且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随着国内监管政策的骤然收紧，曾占到全球算力65%的中国比特币矿场，也上演了一幕迁徙出海的“大逃离”。

5月份以来，四川、内蒙古、云南等省份已经关停了大批比特币矿场。国内一些体量较大的矿机企业和矿场主，也陆续向国外迁移。

据中国第一家矿机上市企业“嘉楠 科技 ”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嘉楠 科技 已正式开启在哈萨克斯坦的自营挖矿业务，首批阿瓦隆矿机上架开机运行。

装车运往海外的阿瓦隆矿机

据媒体报道，中国另一大矿机企业比特大陆也在6月 22 日对矿工表示，暂时停售现货机器。此外，比特大陆已宣布全面向海外转移，部分中高层员工正向海外转移。

中国为何要严打比特币“挖矿”？

在这轮针对虚拟货币挖矿行为的打击清理风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挖矿集中地，四川省更是被称为“矿都”。

中国的“挖矿”产业究竟有多大？BTC.com上的算力分布图显示，目前世界上最大算力的比特币矿池，如Antpool、F2Pool、BTCC等，都位于中国，中国的算力超过了比特币总算力的60%。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甚至还能看到有许多国外的比特币爱好者呼吁要打破中国在比特币上的“算力垄断”。在2018年，知乎上还有人问“比特币算力集中在中国有多大隐患？”

另外，世界上最大的三家矿机企业，嘉楠 科技 、亿邦国际和比特大陆，都诞生于中国。其中嘉楠和亿邦还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在美股上市。

可以说，在中国，比特币挖矿已经建立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政府为何要打掉它呢？因为，它实在太耗能了。

此前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公布数据称，比特币的总能源消耗介于40-445兆瓦时（TWh）之间，平均统计约为130兆瓦时，比特币挖矿一年消耗的电量约与荷兰全国用电量相当。

由成千上万台矿机组成的比特币矿场

研究还显示，约65%的加密货币挖矿活动在中国进行，而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达到60%左右。约75%的矿工使用某种可再生能源，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仍不到40%。

有行业人士对凤凰《风暴眼》表示，“在碳中和、碳达峰这样的大背景下，高耗能的挖矿显然是与大方向相悖的，关停只是迟早问题”。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比特币挖矿行为，往往以“大数据项目”作为掩护，骗取地方政府支持，耗费大量电力资源，不符合实现“碳中和”目标方向。

他此前在《整治虚拟货币挖矿与交易乱象刻不容缓》文章中指出，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大对虚拟货币非法挖矿和交易活动的打击力度。对比特币挖矿项目，各地应进行全面清理、及时关停。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虚拟货币“挖矿”不仅属于高耗能产业，而且虚拟货币对产业发展没什么贡献，基本上没有其他有益的作用，政府对此加大打击力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林伯强认为，在打击虚拟货币“挖矿”上必须采取“一刀切”，如果不一刀切的话，肯定会有人钻漏洞，因为虚拟货币的利润太高了。

世界各国态度不一，有国家将比特币当做法币

实际上不只是中国，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家也都在考虑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

今年8月，日本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将加密货币交易商视为反洗钱计划的一部分；日本FSA也考虑实施更严格的加密货币法规。

韩国、新加坡等对加密货币相对宽容的国家，也都在加强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监管力度，打击洗钱等行为。今年6月，墨西哥财长表示，墨西哥金融系统禁止使用加密货币。

今年5月24日，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表示，在保持安全的央行货币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存在竞争的空间，不断改善加密货币监管框架是非常重要的，监管框架应该随着加密货币汇率的发展而变化，与美联储相比，其他监管机构可能在加密货币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美国相关机构一直对加密货币持谨慎和严格监管的态度，包括制裁因涉嫌网络攻击和洗钱的加密货币交易所SUEX等。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敞开了怀抱。今年6月，中美洲国家萨尔瓦所就通过了比特币法案，宣布将比特币作为国家法币。

9月7日，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法案正式生效，萨尔瓦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个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目前麦当劳、星巴克、必胜客以及当地的一些商店，都已经可以用比特币进行消费支付。

近日，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虚拟资产法案，加密货币等虚拟资产在该国正式合法化。不过与萨尔瓦多不同，乌克兰的法案规定虚拟资产在该国不得作为支付手段，但公民可以合法地持有以及交易。

比特币究竟是“数字黄金”还是骗局？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币圈持续的暴涨吸引了许多散户投资者涌入币圈，一些瞄准“新韭菜”的各种山寨币、空气币项目也层出不穷。可以说，牛市之下乱象丛生。

尽管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落下，有人恐惧逃离的同时，也有贪婪者坚守“信仰”。更多的人可能依然充满疑问：比特币究竟是不是骗局？还能够继续投资吗？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接受凤凰网 财经 采访时表示，比特币就是一场赌博，“你输了，就会输得很惨”。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不要把比特币当作一夜暴富的事，你可以去尝试这种所谓的资产波动、体会这个市场，但是大家现在这种抗风险能力，我不建议大家所谓去高杠杆投资，因为你无法控制这样的风险。也许你运气极好，，但从投资概率上来讲，很难赚到钱，因为这是高杠杆、高波动的资产，大部分人都是泡沫。

今年5月，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接受凤凰网 财经 采访时表示，很支持目前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监管政策是在保护散户投资者的血汗钱。

张晓燕表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提到目前热议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她表示，首先，据2018年统计，比特币25-30%的交易场景是非法的。再者，“虚拟货币”的交易缺乏有效监管，其价格容易被操纵，导致价格忽上忽下，波动剧烈。

“我很支持目前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这些政策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她说，中国的散户数量很多，中小投资者的共性是金融知识少，对虚拟货币的了解不够深刻。监管政策是在保护散户投资者的血汗钱。

[责任编辑：刘玉芳 PF012]

虚拟货币大跌致43家机构损失上百亿美元，致其大跌的原因是什么？

虚拟货币大跌导致43家机构损失上百亿美元，导致其大跌的原因首先是有人在大量抛售对应的虚拟货币，其次是对应的虚拟货币在虚拟货币市场中已经失去了升值的空间，再者是很多人在观望对应的虚拟货币没有接手，另外是发行虚拟货币的对应的公司自身的财务经营情况不佳。需要从以下四方面来阐述分析导致其大跌的原因。

一、有人在大量的抛售虚拟货币

首先是有人在大量的抛售虚拟货币，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因为对于少量的大量持有对应的虚拟货币的人群如果看到了一些货币市场的好时机会选择出售对应的虚拟货币，但是如果一次性出售的量太大，会造成对应的虚拟货币崩盘。

二、对应的虚拟货币在虚拟货币市场中已经失去了升值的空间

其次是对应的虚拟货币在虚拟货币市场中已经失去了升职的空间，如果对应的虚拟货币先前的价格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顶点，在市场中大量抛售之后很少人会愿意购买的，因为容易产生亏损。

三、很多人在观望对应的虚拟货币没有下手

再者是很多人在观望对应的虚拟货币的时候没有选择下手，而是主动选择继续观望，这样子的原因是对应的虚拟货币在短期内跌幅太大，很多人都是不敢入手的，毕竟大家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观望期。

四、发行虚拟货币的对应的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不佳

另外是发行虚拟货币的对应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不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对于市场中的很多虚拟货币玩家而言如果对应的虚拟货币发行的公司经营状况很好的情况下是会主动购买对应的虚拟货币的，反之亦然。

对应的虚拟货币的公司运营的注意事项：

需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告知具体的良好经营情况。

币圈暴跌众生相，有人一夜负债58万，虚拟货币背后的风险有多大？

币圈暴跌众生相，有人一夜负债58万，虚拟货币背后的风险有多大？现在整个虚拟货币已经开始大面积下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背后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下面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朋友们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第一，虚拟货币没有交易方面的保障，在这样情况下，自然整体价值就会出现下滑：

任何一种虚拟货币，实际上在整体交易方面，不可能有价值保障，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包括比特币在内也是如此，即便想要进行全面的交易，那么也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权威的媒介，可是比特币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比特币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其他一些数字化虚拟货币，所以在没有价值支撑情况下，未来整体价格持续下滑，本身就是一个必然性。所以我们在看待虚拟货币风险的时候，其实它背后隐藏的更多是价值方面的风险，因为虚拟化货币没有价值方面的保障，所以说流通中，也就是一种泡沫而已。一旦这种泡沫破裂，必然就会产生巨大风险，所以说现在虚拟化货币本身价值已经受到了挑战，这才是背后真正风险。

第二，虚拟货币最近几年持续上涨，这就加剧了泡沫化风险，所以才会出现巨量下跌的情况：

价值是支撑任何物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一种物品价格超出市场预期，那么就会进行一定量调整。虚拟货币也没有逃出这个范围之内，毕竟她也是一种价值累的物品。这些年虚拟化货币持续上涨，早就已经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范畴，甚至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假象，从而让很多人盲目投资。在这种空泛的价值面前，任何的投资背后都会存在巨大风险，更何况是所谓的虚拟货币。在这样大背景下，所有的虚拟货币泡沫已经全面产生，由于前些年疯狂上涨，现在就需要重新进行价值定位，这才是背后真正的风险。

第三，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任何物品都会重新定价，这也影响到虚拟货币：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全世界经济体系遭到非常大破坏，从而导致很多物品，需要重新定价。而虚拟化货币，这些年发展太快，所以就需要重新来定价。在这样背景下，自然他们会全面调整，高出预期的价值，自然会导致虚拟货币整体崩盘。这也是虚拟货币，下滑背后重要因素，所以大家一定要躲避风险。

虚拟货币大撤退，40万人爆仓，这一现象到底有多惊奇？

虚拟货币市场崩了！5月12日，虚拟货币市场上演超级大风暴！一度被币圈玩家称为“币圈茅台”的LUNA币狂泻逾99%，这一最高曾达119.5美元的加密货币，最新价已不足3美分，数百亿美元财富几近归零。与此同时，数十只有成交量的虚拟货币跌幅达到或超过90%。比特币和以太坊等主流加密货币同样暴跌，跌幅一度达到10%和20%以上。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Coinbase创始人布莱恩-阿姆斯特朗财富已经蒸发约83%，降至23亿美元。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个人财富由960亿美元缩减至116亿美元，蒸发幅度近90%。由于此前特斯拉已经公告购买了比特币，且成本大约在3.2万美元左右，若该公司仍持有这一货币，可能损失已经接近2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5月12日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黑色星期四”，除了虚拟货币之外，大宗商品几乎全线杀跌。那么，对A股又会有何影响？

5月12日，LUNA币从6美元左右价格持续暴跌，最低时价格不足3美分，只有0.0255美元，跌幅高达99.37%。这种跌幅完全可以用“血崩”来形容。其实，还不止这只虚拟货币出现如此巨大跌幅，5月12日当天有数十只虚拟货币跌幅巨大。市值比较靠前的比特币和以太币跌幅分别一度超过10%和20%，后有所回稳。此前被马斯克带货的狗狗币更是暴跌近25%。

从数据来看，过去24小时，共有将近40万人爆仓，最大单笔爆仓达1000万美元。同时，投资大佬的身价也因此近期大跌缩水。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Coinbase创始人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去年11月的个人财富为137亿美元，而截至目前，其财富已经蒸发约83%，降至23亿美元。

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Changpeng Zhao）遭受的损失比阿姆斯特朗更大，1月份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赵长鹏的个人财富为960亿美元，截至5月11日，这一数字已缩减至116亿美元，蒸发幅度近90%。

据外媒报道，虚拟货币崩盘，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一种名为 TerraUSD 的虚拟货币。TerraUSD 是最大的所谓“稳定币”之一，这意味着它应该保持接近法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为美元）的价值。虚拟货币投资者将稳定币视为加密游戏中的一种检查点，当他们不购买波动性更大的货币时，可以“安全”地存储他们的投资。然而，本周 TerraUSD 的价值跌至30 美分的最低点，但TerraUSD “通常波动只有千分之几”。

与其他一些稳定币不同，TerraUSD 与虚拟货币挂钩，而不是直接与它应该保持平价的法定货币挂钩。TerraUSD与 Luna 挂钩，Luna 建立在同一个区块链上。TerraUSD 和 Luna 的储备是通过算法创建和销毁以保持其相对价值，在任一方向上的反弹不到一美分，使它们值得买卖——它们之间的交易也有助于稳定价值。

直到本周，当 Luna 的价值下跌超过75% 时，TerraUSD 的价值也随之拉低。此时，TerraUSD 的创建者 Do Kwon 打开了他的储备金，他购买了价值35 亿美元的比特币来支撑 TerraUSD，并在已经动荡的虚拟货币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冲击波。

分析人士认为，从根本的原因来看，可能还是与美元指数最近持续走高，美元流通性趋于紧缩有关。由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股票市场最近持续大跌。而整个市场的结构性品种比较丰富且复杂，一些投资人可能使用虚拟货币作为抵押物，或者在其投资组合里配置了虚拟货币。随着股市杀跌，虚拟货币存在被突然抛售的可能。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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