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湖北村”招工老板比工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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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忙着，

招不到工人，只能自己熬夜上班，好几天都从上午9点工作到凌晨3点。自2月复工以来，一家小服装厂的老板万青一连找了好几天的工人，却一直没能回来，只能自己“上顶”。

近日，

复工和工厂招聘一直火热，康鲁地区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康

鲁地区是广州最有名的服装村之一，位于海珠区凤阳街道，隶属于康乐村和庐江村，面积只有约一平方公里，但有5200多家服装厂和仓储企业，聚集了30多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其中95%以上是外国人， 他们大多来自湖北，也被称为“湖北村”。

2022年10月，作为广州疫情的“震中”，这家服装生产“巨厂”暂时停产。

如今又热闹起来了，两边都是招工的老板热情地吸引顾客，求职的工子很挑剔。时代财经观察，由于节后订单增加，职工们还没有完全从老家回广州，老板往往多于工人，甚至出现了“工人挑老板”的场面。

在“湖北村”，没有人是永久的“工人”。他们往往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康乐村，从一无所有的服装工人做起，慢慢积累经验和资本，直到拥有自己的工厂，一步步在康乐站稳脚跟。

这也是康乐很多湖北人的人生轨迹，十几年来一直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招聘大街上，老板们站成一排，工人们来回捡货，时代财经王英玲摄

招聘

“去还是不去！去与不去！2月8日，昭公街，看到两名工人对样品服装感兴趣，一位服装厂老板立即热情地招募了他们。

下午两点，肇公街上来来往往的工人人数比上午减少了一半，但还是有很多一上午“没有收获”的老板站在路边，继续招工。两个工人一脸尴尬，“这有点复杂，我不知道怎么做”，老板马上说，“做吧，我可以教你”。2月，当第一次复工时，康乐村服装厂的老板们对工人的饥渴到了“饿死吃”的地步。

康乐和庐江地区的服装厂有一种特殊的雇用和招聘工人的方式。在康乐村最繁华的“康乐

中岳南新街”一公里以内，有康乐村著名的“招聘街”，早上8点钟，服装厂的老板或专业招聘工人拿着样品衣服站在路两旁，等待“零工”选择。上午10点左右，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招工的工人和老板经常把道路围起来，让城管只能指挥，用扩音器喊“请靠边停车”，让车辆通行。

上午10点，招聘人员和求职者人群围住了马路，泰晤士财经王英玲摄

在这里，”“

零工”往往只找到一天的足够工作，而且每天都要“找工作”，工厂每天都要招聘新人，所以招聘街上从来不缺人。

2月份，这样的招聘情况更是火爆，“招人难”成了每家服装厂都难的问题，万青和丈夫徐明开办的“一来王”制衣厂也不例外。

万青，湖北荆州人，早在2004年就来到康乐，当时她18岁，现在已经37岁了。在制衣厂，她认识了同胞徐明，坠入爱河，结婚生子。可以说，康乐村容纳了他们整个青春，他们早就把康乐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做服装工人多年后，2019年，他们在康乐村成立了自己的工厂，在最火的昭公街旁边的小巷里开了一家。

年初，

万清接到新订单，每个型号加起来有300件左右，“虽然不多，但还是做不到，每年这个时候招工难，今年工人少了，下个月应该陆续回来。”

由于无法招到合适的“零工”，工厂只能靠四五个长期工人来维持，万青和徐明也不得不“亲自上阵”，从上午9点工作到凌晨3点，一连一周。与紧张的工作节奏相反，工厂无时无刻不在播放轻快的流行歌曲，“在这里工作太累了，大家听点歌心情都好一些”，万青笑着说，说话的时候手里的线也没停。

正在剪衣服线的万青，泰晤士财经王英玲摄

20年来，万青和徐明见证了康乐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用人、招聘方式的变化。

“从工人乞求老板到工人捡老板。”徐明感慨万千地回忆道，“刚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打零工，工厂招的都是长期工人，他们也会考核他们的技术水平，有的人会’走后门’送水果和礼物。”

“零工工作是2008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徐明和“零工”小磊对此非常肯定。小雷2005年来到康乐，2008年之前，他在工厂里做着相对稳定的“长期工作”。

2008年以前，中国纺织业以出口销售为主。据中国纺织联合会产业经济研究所统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纺织品出口也出现了萎缩，2009年纺织服装出口下降9.65%，创下加入WTO以来的最大降幅。

“这里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出口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康乐的影响很大，以前一年四季都有工作，2008年以后，有淡季，旺季，每年6月、7月、8月，有些季节的间隔是淡季。”肖磊回忆道。

在淡季，订单数量急剧减少，一方面，许多工厂减少了利润来源，负担不起长期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为了填补订单数量，一些小工厂接到的订单类型也从单一垂直变为品种多样，工人只能不断地在工厂之间“跳槽”，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类型。

久而久之，已发展成“老板排成一排，工人来回拣货”的特殊景观。最近，为了吸引工人，一些老板除了拿着样品衣服外，还举起了写有“价格高”、“数量多”、“简单”、“半成品”等字样的纸板;也有老板不能用整件衬衫样品招到工人，于是把手里的样品衣服换成两件，然后再招工人，“这样好像比较简单。

服装厂老板举着“简单的半成品”吸引工人，泰晤士财经王英玲摄

对于熟练的”

像小雷这样的零工，他们根本不会被荣誉牌打扰，一件衣服划算吗？你一天能赚多少钱？看一眼样品衣服会给你答案。小磊擅长做“四线”工艺，“这件T恤只需要打两面，很简单，9毛钱一件就很划算，一天15个小时做800件没问题，700多块钱就能拿到。看着被几名工人围着的样衣，萧磊短短几秒钟就算出了这样的算点，不过还没等他想，这份工作已经被别人抢走了。

“他们的眼睛非常敏锐，只要花一点钱就能看出来。”小磊说，这种“性价比高”的衣服在职工中很抢手，但如果遇到不了性价比的，他们宁愿请一天假，也不愿辛苦做，“至少要花30块钱一小时才值得，所以虽然路边老板很多，但也不是每天都遇到合适的。”

进入和退出

除了自由和高薪的特殊就业模式外，还有一件事吸引人——在这里，没有人是永久的“工人”。

十几岁的时候，万青和徐明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他们并不经常去昭公街找短期的零工，而是在工厂里安稳下来做长期的工作。与自由和临时的“零工”不同，长期工人的饮食和住房更稳定，收入也更稳定，但缺点是他们不能随便选择自己擅长的东西，“长期工人在工厂里一定能做任何流程和打字，一开始遇到不擅长的人，肯定会做得慢，赚得少， 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做长期工作。万青说。但正是因为最初的坚持，她和徐明才得以在各种流程、各种类型上积累经验。

“我做这个很久了，对服装的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熟悉，所以我想自己创业。”2019年，万青和妻子下定决心建厂。与其说是厂房，不如说是“车间”，在一个城中村一栋不起眼的六层楼房里，这样的车间有六七个，万清的厂房在二楼，180平米，最多能容纳十五名左右的工人。

万青和徐明的服装厂位于城中村的一栋小楼里，时代财经王英玲摄

在康乐，这样的工厂规模并不大，但对于万清和徐明来说，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就足够了。为了拿下这家工厂，他们花了10万元的积蓄，拼凑了20万元，在康乐站稳了脚跟。

在康乐村，有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与万青、徐明相似。他们年轻时经常被熟人、同乡带去当制衣学徒，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开始开办自己的制衣厂，实现从制衣工人到制衣厂老板的身份跨越。

其中就有熊浩，但现在他选择了退出。

在休闲村里，有许多贴着工厂转让通知的小外墙，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常年统一格式的转让通知，清楚地写着地点、区域、配套机械、转让费用、联系电话。与往年相比，有关此类转移的信息更多。立面密密麻麻，

贴不上去，新告示只能张贴在路边外墙上，时代财经王英玲摄

2月8日下午，熊浩张贴调停通知后，将电动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反复搭讪来来往往的人，“要不要买厂？”

熊浩的服装厂已经开了八年了，这次他从湖北省荆州的老家专程回广州卖厂， “去年我损失了近30万元，今年要是开工，就得再投资10万元， 而且我还背着贷款，压力真的很大，“熊浩无奈的说道。

熊浩说，康乐的工厂“入场费”比起周边其他城中村要高。八年前，熊浩为了建造这个200平方米的厂房，投资了52万元，44万元是“入场费”，加上设备改造的费用。这一次，熊浩计划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工厂，希望能弥补去年的亏空。

“今年调厂的人很多，但因为疫情的调整，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也有很多人打算买厂。”即便如此，熊浩还是下定决心要卖掉工厂，“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了。

谈及从制衣工人转为老板后的压力，熊浩为时代财经算了个账，“服装工人不会赔钱，但多挣少是事，生意好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能赚3万块钱，不好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赚到10,000元。但老板就不一样了，每个月都有上万的开支，如果不能接到超过20万的处理订单，你就亏了，而且要接到40多万的订单才能赚钱。”

在建厂的头几年，熊浩一年能接到两三百万的加工订单，净利润五六十万，但去年一个月只有五六十万加工订单，一年亏损近三十万元。

“现在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

价格昂贵，但客户给的加工费越来越低，消费者追求的性价比越来越高，一些电商平台也越来越优惠降价，我们服装厂的利润一年比一年少。熊浩说，“很多工厂还在压缩利润来赢得订单，行业越来越’内卷’化。”

下午，

招聘人员人群渐渐散去，厂主在路边架起一块小黑板“诚心寻找客户”，时代财经王英玲摄

在康乐村生活了17年后，熊浩早已习惯了握手楼勾勒出的狭窄天空，但因为生活的压力，他不得不选择离开。

坚持下去

“铁甲营和流动的士兵，这些年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徐明看到，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像他们一样满怀希望地进入了游戏，也有很多人经营不好，退出了市场。

和熊浩差不多，去年万青和徐明也损失了近9万元。

去年10月底，康乐村封市后，万青和徐明先是居家隔离，后转入隔离酒店10天，11月中旬，直接送往广州南站乘坐高铁回家。”

从回到家乡

湖北11月到2月复工，这是万晴这些年在老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快半年没上班了，房租一个月9000元，付不起房租。”

万清的服装厂里，只有几个工人，泰晤士财经王英玲摄

今年年初回广州之前，万青向老家亲戚借了10万元，坚持要继续开厂。”

事实上，万青和徐明在前两年开厂，每年能赚到10万元左右的净利润，而在做服装工人的时候，夫妻俩能赚到近9万元，“我是老板，有时候我挣的和厂里的工人差不多， 咱们的房租和人工费都很大，别说赚钱了，过好日子就好了，每个月还得寄2000块钱给留在老家的女儿。这几年，万青两人靠硬撑，“一想到还清债务还清前再借钱，我就头疼睡不着觉，做老板真是心胸宽广，心态也不错。万青无奈地笑了笑。

这次回家，万晴不止一次被亲戚劝说留在老家，“我也想留在老家，陪女儿，可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什么都没读过，只学了做衣服的手艺，在老家也只能拿到两三千。”

离家多年，女儿是婉清最大的顾虑，不能陪女儿长大也是她最大的心结。万青的女儿今年15岁，在家乡读初三。2008年，女儿出生后，万晴让母亲来康乐村帮忙照顾，但上小学后，万晴只好把女儿送回老家，交给孩子的奶奶照顾。”

每年，

婉晴和女儿偶尔在视频通话中只交流了几句，回家过年时短暂停留的陪伴，“每年刚回去的时候，她都对我们很生疏，不让我们进她的房间，说实话，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好不容易住了几天，亲了她一下，还愿意和我们聊聊，但还是得回广州了。这样的磨难，万青每年都要重演。“她小的时候，

每次我们去广州，她都会拉着我们，问我们为什么出去打工，说’我拿到博士学位你就不用出去打工了’。万晴听着女儿的话，又哭又笑，心疼不已。其实她并不指望女儿考上博士学位，“我只希望她以后能考上大学，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和丈夫和孩子一起住在城里，不用像我们一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也不必忍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万青很怕女儿再走老路，相应的人生轨迹会在下一代身上流传。

“我还回不了老家。”万晴坚定地说，仿佛在说服自己，“我女儿平时读书上补习班的开支不小，以后还要攒钱让她上大学、结婚、买房，现在不是停下来的时候。在万晴看来，离开女儿，是她初中辍学后能给女儿的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