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沿海城市，高利贷近年来不但不再隐秘，个别与之有瓜葛的银行员工更是与其“通力合作”，形成一整条“银匪”相扣的利益链。
一月中旬，位于杭州的一家银行支行高管突然匿迹，连日来，受牵连的三家担保公司和数家企业主到该银行门口讨债。知情者称，该高管或已外逃，其平时涉足民间借贷业务，在杭州建德有一家担保公司，妻女均持有境外账户。
对于其消失原因，大家莫衷一是。该银行风控部主管表示，银行正在积极联系他，若出逃，将及时上报。据悉，该高管在遁迹前刚刚完成3亿元的揽储任务，拿到的奖金以及民间借贷的中间收益大约3000多万元。
记者拿到该行一段内部监控录像，清晰显示上述高管涉嫌违规操作的真实情况。
录像中，该高管几小时内先后数次出现于办公室楼梯口，每次均有人塞上或大或小的信封，他来者不拒，均点头笑纳。
“层层楼梯口都有人等着见机行事，楼层越高机会越多。”上述知情人士称，信封里往往是现金和银行卡，少则数万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而“送礼人”中，既有盼救命贷款的企业家，更有常年靠该高管荫庇的民间高利贷者。
在江浙民资发达地区，银行违规操作的风险正在积聚，出现高息揽储、买卖存款、银行员工和高利贷勾连等乱象。加上银行内控失位，监管层缺乏实质有效的风险排查，上述银行违规现象久治不绝。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担心，银行违规操作管控不力，很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贷款变味
近日，一位不愿具名的浙江城商行信贷经理饱受威胁。
他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坚持不愿在一家资产状况堪忧的企业贷款申请上签字，不但受到行领导频频施压，还数次接到警告和恐吓电话，几个彪形大汉更是轮番在他办公室逗留不走。
“凭良心说，浙江家俱行业大面积倒闭，这家企业已濒临破产，任何对银行业绩负责的人都不会放款。”他拿出了部分恐吓电话的录音，并称由于一些不可知因素，行里上下均签字同意。
同时，一些短期内经营尚好、无需贷款的企业，由于和银行内部人员“关系好”而能拿到贷款，再以高息放贷出去。
据了解，浙江建德一家休闲用品公司即是如此。该公司主业是出口沙滩休闲椅和户外休闲椅，其2010年总营业额不到800万元，纳税不足50万元，但2008年下半年该公司就在建德市信用联社等获得贷款近2000万元，大量贷款被挪为他用。
据接近该企业的人士透露，该公司法人代表的家属，在建德拥有一家担保公司，夫妻两人一方面依托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一方面雇人常年在建德各赌场合“放炮子”(放高利贷)，每1000万借款最高可拿到200万元的利息。
“这些人与银行关系过从甚密，或是某银行前员工，或亲戚朋友在银行身居要职，再是每年给银行分支行高管送足‘贡品’，其与当地银行圈的关系丝丝入扣。”上述人士说。
2012年以来，由于宏观经济下行，企业面临资金吃紧局面，一些银行内部员工与高利贷的勾结力度加大，这些银行“内鬼”，一方面获取了高利贷方为取得贷款而给出的高额回扣，一方面又故作好心地将急需“掉头资金”的实体企业推向长期合作的高利贷方，以五五分、三七分来共享非法收益。
“不缺钱的企业能贷到款来‘放炮子’，真正缺钱企业却无路可走。”位于建德的企业家刘丹荣(化名)无奈表示。
揽储怪象
近期，农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副行长李群非法集资19.4亿元，以及浦发银行郑州二十一世纪支行原副行长马益江非法融资数十亿元等案件相继曝光，引起监管层高度关注。
专家表示，此类违规操作的背后几乎都有“黄牛”身影，而事发根源则缘起高息揽储之风。
据招商银行杭州分行一位财务主管估算，该分行2012年底存款冲量约为5亿元，加上全年存款日均冲量和三月、六月、九月等季末冲量，以贷拉存得来的存款约占年贷款量20%至30%。“国有四大行稍显乐观，城商行普遍高于这一比例”。
他告诉记者，尽管揽储现象早已有之，但2012年年底尤甚。当经济下行使得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贷存配套的比例就开始从1:0.5左右上升至当下的1:1.5甚至1:2，即企业获取1000万元贷款须最多配套2000万元存款。“再高就赶上高利贷了，企业家要么拼命‘进贡’，要么花钱找‘黄牛’。”
于是，买卖存款的地下黑市就应运而生。
在2012年6月银行业年中考核前后，杭州各大银行营业厅均人满为患，每天“卖存款”的居民都排到了大门外。不少类似“黄牛”的中间人穿梭其中，等人们拿着存款凭证来领取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现金，即“卖存款”的收益。
前述客户经理介绍，猖獗一段时间后，这种现象因银监局的严令管制而转到了地下，人山人海的景象被少数几个各自握有一批居民存款委托权的“黄牛”所取代，“卖存款”交易也变为私下进行。
与此同时，营业厅安保人员瞅准目标“齐上阵拉存款”的景象又一时兴起。“赶上季末和年末，保安的奖金有时能数倍甚至数十倍翻番”。
据调查，眼下杭州等地“买存款”的最高成本为6个点，即1000万元每月收取6万元利息。加之贷款基本利息和上浮利息、掉头期和打点客户经理等必要成本，企业每年1000万元贷款平均需支付12%至15%的利息，远高于当地民企平均6%至8%的年利润率。
除非是企业自有资金远超贷款所需，或者是企业索性转向经营高利贷等极端手段，否则，在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低迷的当下，如此成本几乎无人能担——前述财务主管说。他坦言，对于不乖乖就范的企业，某些银行往往采取抽贷、收取中间费用等措施。
近来，一家原本良性运作的建德企业就因年底“不进贡也不配套”，被建德信用联社抽贷5000多万元，并从此在当地银行圈内“臭名远扬”。
另一家曾经资产过亿的企业，自从2012年被建德地区的银行抽贷8500万元而被迫迁址上海后，近期又因不愿配套存款被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强制收取了近100万元中间业务费。
“银行若想让企业掏钱，理由自然是五花八门。”前述财务主管称，为了应对多指标考核，不配套存款的企业如果能在保险收益、理财产品等中间业务上给予满足，部分银行也能勉强接受。
解决之道
对于短期内规范银贷乱象，曾刚表示并不乐观。
“无论怎样加强监管，操作风险都不太可能彻底杜绝，只能全行全线排查，靠加大其操作成本来减少发生次数。”曾刚说。
对于前述农行支行行长李群一案，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对记者表示，农行早已建立了排查方案，深入省市一级甚至县一级分支行逐一彻查，“彻查力度可能高出外界想象”。
对此，浙江银监局一位官员表示，(银行)一旦出事则将立即跟进，逐级、逐行排查，但真正防范操作风险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
曾刚进一步表示，银行现行考核指标的落后也是因素之一，浙江地区出现的信贷乱象不仅关乎银行监管，政策机制和金融系统的扭曲也是其根源所在。“毕竟现行考核办法是1995年写进《商业银行法》的，已滞后近20年。”
“中国银行业的违规操作和不良率等诸多问题，都只能靠经济复苏得以减缓。”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
有专家认为，浙江等局部地区风险主要源自于民间资本，不会严重触及全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因而在目前经济企稳时，应着力于金融系统政策的改进和完善，对高利贷等民间资本或规范或统筹，尽快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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